文化寻根·约会浙江中医药文化⑥|方剂：经典古方，推陈出新
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金丹丹
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示
《南宋医药发展研究》
《民国时期浙江医药史》
方剂，是中医用来治病的药方。古人把不同的药材搭配起来，放在陶罐里煎煮，熬成汤药——这就是最早的方剂。中药方剂的神奇之处，不仅在于药物的组合，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。它体现了中国人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——不同的药物和谐共处，发挥各自的特长。古代医家开方时还特别强调“医患配合”——医生开方子，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调整药方，病人则按时服药，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战胜疾病。
方剂的诞生，可以说是人类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，标志着医学从简单经验积累向系统理论构建的转变。几千年来，方剂经久不衰，很多中华名方还流传至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欧洲等地。在浙江，从上古时期的“药祖”桐君，到南宋永嘉医派的“易简”理念，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滋阴学说，到现代浙江中医药的方剂创新，浙江医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精神，在方剂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为人类健康贡献“浙派智慧”。
图源：视觉中国
从单味药到复方药
方剂里有“君臣佐使”
在远古时期，因食物缺乏，人们为了填饱肚子，经常会吃错东西而生病，甚至中毒。为了给大家寻找食物、治疗病痛，神农尝遍百草，验证哪些是食物，哪些是药物。虽然神农尝百草是传说，但很多中药的治病作用确实都是在吃的过程中被发现的，比如生姜、花椒、小茴香等等。因此，也有了“药食同源”的说法。方剂，就是来源于饮食烹饪的实践，只是历经几千年的发展，方剂从饮食中分化出来，变成了治疗疾病的一种方式。
人们最初发现某些植物、动物或矿物能够缓解病痛，这便是单味药的应用阶段。随着医疗实践不断深入，先民们逐渐认识到多种药物配合使用能够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，于是复方应运而生。
就像我们做菜要讲究食材搭配一样，中药方剂的选药也要讲究“君臣佐使”的配合。如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一样，君药是方剂中不可缺少的、最重要的药物，药力最强，能治疗疾病最重要的病症。为了突出治疗的重点，君药通常只有一味。比如在治疗感冒的“麻黄汤”中，麻黄就是君药，用来“发汗解表”。
臣药则像辅政大臣，辅助君药加强疗效。它的药力小于君药，而且数量不能太多，有一两味就可以了。桂枝就是麻黄汤的臣药，帮助麻黄发汗。
佐药像协助君、臣办事的地方官员一样，是配合君药、臣药的药物，负责减轻药物的副作用或辅助治疗次要症状。比如杏仁在麻黄汤中就起到止咳平喘的辅助作用。
使药负责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病变部位，药力最小，用量最轻，通常一味就可以了。如甘草在多数方剂中都扮演使药的角色，还能调和诸药。
“君臣佐使”精妙的配合，就像在踢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，每个“球员”各司其职、互相配合，才能最终战胜疾病这个“对手”。
从《五十二病方》到《普济方》
方剂经典著作丰富
方剂的发展历经数千年，留下了丰富的医学典籍。
1974年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，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方剂专著，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，比《黄帝内经》还要早。这部珍贵的医学文献记载了283个医方和254种药名，内容涵盖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方法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其中许多方剂采用了“药食同源”的理念，如用藠头（薤）煮酒治疗小腿风寒：“择薤一把，以醇酒半斗者（煮）（沸），饮之，即温衣陕（夹）坐四旁，汗出到足，乃己。”这种将日常食材与药用价值相结合的思路，体现了中医“凡膳皆药”的养生智慧，也成就了后世食疗养生之学。
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 图源：视觉中国
东汉末年，医圣张仲景撰写的《伤寒杂病论》被后世尊为“方书之祖”，其中记载的方剂（如麻黄汤、桂枝汤）被奉为“经方”代表，至今仍是中医临床的经典方剂。
张仲景创立的“辨证论治”原则和“君臣佐使”配伍理论，为中医方剂学奠定了体系化基础。唐代，药王孙思邈编撰的《千金要方》收方5300余首，堪称早期方剂学的系统性汇编。到了明清时期，方剂学发展至高峰，出现了《普济方》等巨著，其中《普济方》收方61739首，成为中国古代方剂学的集大成之作。
浙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其方剂文化同样源远流长。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，浙江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药物治病。上古时期，相传“药祖”桐君在富春江畔的桐君山结庐炼丹，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制药学专著《桐君采药录》，开创了浙江本草制药的先河。这位被尊为“中药鼻祖”的传奇人物，不仅对中医方剂学有深远的影响，也使桐君山成为后世医家朝圣的“药祖圣地”。
浙派名家创制经典方剂
在现代医学中仍不可替代
宋元明时期，浙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医家，在方剂学上贡献卓著，创制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经典方剂。这些名医的智慧不仅影响了中医的发展，也让浙江成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地区。
南宋的陈无择是永嘉医派的代表人物。他撰写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将疾病病因归纳为内因（情绪、体质）、外因（风寒暑湿）、不内外因（饮食、外伤），使中医诊断更加系统化。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医学，尤其是辨证论治的方法。针对温州当地“湿气重”的特点，陈无择创制了养胃汤（苍术、厚朴、陈皮等），专治脾胃湿滞，至今仍是温州地区调理肠胃的常用方剂。
元代义乌人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。他在《格致余论》中提出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理论，认为人体阴精易亏，相火易亢，导致阴虚火旺（如口干、失眠、骨蒸潮热），主张通过滋阴降火（如熟地黄、龟板等药）平衡阴阳。朱丹溪创制的名方有大补阴丸、越鞠丸、二妙散、左金丸、上中下痛风方等，被后世广泛沿用，疗效显著。大补阴丸（熟地黄、龟板、黄柏等）专治阴虚火旺导致的骨蒸潮热、盗汗。以大补阴丸变化而来的知柏地黄丸（熟地黄、山茱萸、知母等）至今仍是调理“上火”的经典方。
明代的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，特别重视人体本元，强调温补元阳，滋养真阴，使阴阳归于平衡，实现水火共济。他所著《景岳全书》提出的“八略”和“八阵”实为阐述方剂学理论与应用的重要内容。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，故称治则治法为“八略”；把立方选药比作排兵布阵，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“八阵”。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和新方八阵，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提出不少创新见解。
清代绍兴人俞根初是绍派伤寒的奠基人。他的《通俗伤寒论》融合伤寒与温病学说，形成适应江南湿热气候的诊疗体系，对后世中医影响深远。他创制的柴胡达原饮至今仍是治流感等的重要方剂。
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全国名中医、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主任委员、原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表示，小方治大病，精准用药比堆砌名贵药材更重要。传统方剂在现代医学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近年来浙江启动“千方百剂”工程，推进中药制剂使用和研发、转化，专家人才团队进基层，着力提升中医药创新和服务能力。时至今日，浙江仍是中医药研究和临床实践的重要基地，古老的方剂智慧在现代医疗中继续发光发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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